(40)是政治决定了权利与权利规范，而不是权利规范拘束政治。

以法治思维的外在维度为约束摒弃一切非法治思维。具体包括四方面内涵：1.在法律存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必须坚持以合法性为外在刚性约束，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和形成合法性信仰，保持法治思维的普遍平等贯彻。

四、结语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既寄托了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也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法治思维的内在维度为约束，保持形式法治思维的相对优位。其中行政管理主体结构体系重构核心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上的多元化，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多元化主体治理结构。[5]四是综合建构说，即认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就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因此，行政行为和行政体制创新的形式合法化出现逻辑悖论。

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中，一方面，行政体制创新既面临改革创新机遇和挑战，也面临违宪或违法的责任和风险。3.当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发生冲突不协调情况时，在法律实施层面和常态情况以及非终极意义上仍应当坚持形式法治优位。(41) 基本权利是道德权利的实证化，它同宪法一道来自于革命斗争，而不是什么天赋。

为此，首先要倡导形式理性的宪法观，使建立在宪法文本之上的规范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联结。公意不是众意的简单相加。五、反思与超越：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 (一)基本权利国家建构功能的界限 以现代宪法的标准来衡量，五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蕴含的国家建构功能虽然重要，但也对建国目标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宪法实践的偏差。每个人都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引下结成群体，形成人民，开展革命，建立国家，然后藉由国家实践权利，通过国家保障权利和自由。

五四宪法主要以宣告式规范来规定基本权利，即采用公民有……的权利的句式，宣示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积极的保护义务。(70)同时，在选举和代表制度中，民主回授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因此，要防止政治消解宪法，避免宪法与政治的完全重合，尽可能减少宪法被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吸纳。真正的基本权利本质上是享有自由的个人的权利，而且是与国家相对峙的权利。(11)李忠夏：《从制宪权角度透视新中国宪法的发展》，《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第625页。制宪不是为了终结革命，国家建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革命，制宪意味着开启了非战争形式的新的革命历程。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折的政治关口上，五四宪法承前启后，与《共同纲领》共同书写了国家建构的双阶逻辑。《共同纲领》的通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都是民主的结果。(22)[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9页。选民是年满十八周岁有行为能力和未被剥夺选举权的公民。

然而，宪法的成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相反意味着新革命的开启。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页。

当时中国民众、政治精英、学界精英等之所以对民主抱以信任，主要是基于三个因素的考量：一是人民不会为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人，国家既正当又合法的规范根据在于宪法确认人民的主权者地位。

某些基本权利还具有请求国家给付的受益权功能以及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宪法作为教育机制，其权威来源于革命胜利与阶级先进的历史、政治正当性。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曾评价中国人的内心有远离法律和法院的倾向：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果实。但是，1954年的中国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距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有学者认为，没有宪政与法治的民主是不充分的，甚至越是大民主越会造成大灾难。

同时，八二宪法的规范性程度也给面向司法过程的宪法适用带来解释上的挑战。五四宪法是一部充满对抗精神的宪法文本，它有着明确的敌我指向，阶级敌人非但不能享有基本权利，而且还受到宪法规范上斗争、反对、镇压、消灭等表述的严厉抨击。

基本权利的革命色彩集中体现在基本权利主体的正当性是通过革命斗争而获得的。(65)[德]米歇尔•施托莱斯著：《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页。

为何选择此时制宪？对此，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五四宪法是中共中央接受斯大林多次建议后的结果。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个人只有融入国家、成为国家的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因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所以，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

(18)韩大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23页。⑩裹挟在这场洪流中的五四宪法，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实施的全部过程中，革命都是其支配力量。(43)革命激发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人权的赋予者与被赋予者在斗争中实现了主体的统一。毛泽东就此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67)它的目标是防范国家权力被以人民意志、公意或者公共利益为由的滥用。(19)基本权利之所以可以与国家对峙，部分原因在于它先于国家而不是源于国家。

为此，五四宪法既并行规定人民与公民两个概念，又以公民概念为主来描述基本权利主体。(45)林来梵：《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4页。

然而，这部制定良好的宪法仅运行三年就被束之高阁。基本权利本身也是支配公权力运行的客观法则。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有助于为国家转向提供缓冲，避免国家陷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激烈动荡。(24)周林刚：《宪法概念的变革——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第44页。(64)因此，主观权利体系构建的是个人与国家受宪法和法律支配的秩序，而不是道德或政治支配的秩序。

革命道义的情节不会随着旧制度被推翻而消失，因为推翻旧制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取而代之的新制度只代表向理想境界过渡的中间状态。(33)公意、人民意志在向国家意志转化的过程中，有相当的可能出现偏差。

建政初期的立宪活动除延续革命主题之外，进一步地将国家建构纳入其中，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成为五四宪法要服从和服务的政治诉求。(29)参见韩大元著：《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68)[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61)如果任由公权力意志吸纳个人的自由意志，集体的国民身体在位阶上永远优先于任何个别的国民身体，(62)那么会陷入一个新的、更牢固的政治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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